青铜器的品种有成百上千种，因此对器物进行分类，不仅是文物考古工作中经常涉及的研究课题，对于收藏者、鉴赏家、初学者乃至一般爱好人士而言也毫不例外，都是首先要遇到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青铜器分类的主要依据来自于器物实际用途，而且这种分类具有多重意义，我们可以从质地上把器皿分化为陶器、瓷器、青铜器、铁器、骨器、木器等；而从用途上又可以把器物分成工具、武器、生活用品等。由此可知青铜器已经是从质地上被划分出来的一种器类，其本身已不具备从质地上再进一步细化的意义。因此，迄今为止的青铜器分类多是从用途角度来进行的，主要有工具类、武器类、食器类、酒器类、水器类、乐器类以及装饰类等。尽管如此，仍然无法涵盖全部青铜器品种，如居家使用的除饮食器具以外的灯、炉，车马器，商品贸易中使用的钱币以及铜版地图、象棋、铜碑等，即使目前从用途角度进行的分类已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有进一步加以完善，只有这样，才能最终建立可以吸纳全部青铜器品种的分类系统，在这样的分类系统中，还要充分地考虑到因时代性或阶段性的青铜器功能不同所产生的数量多寡以及使用率高低问题，做到主次分明，流变有别。

　　依照青铜器的用途，对常见的青铜器划分非工具类、武器类、饪食器类、酒器类、水器类、乐器类、杂器类，是目前比较通行的做法。这其中也很明显地存在着不少误区和盲点，很有加以辨证和补缺。

　　首先看工具类青铜器，工具这一概念的范畴很大，但在中国青铜器中却又实在算不上是一个多大的门类，这是因为我们的先人并没有把贵重的铜主要用来铸造工具，考古发现的数量自然也就不会很多。过去，很多考古研究即使提到工具，也主要是指商周时代直接用于生产的农业工具，如砍伐工具中斧、斤，翻耕工具中的耒、耜，锄草工具中的铲、锄、收割工具中的镰等，其他工具则言及，其他时代的工具更是被忽略到了几乎忽略不计的地步。汉代以后，虽然工具多转为铁质器，铜制工具逐渐减少，但仍有一些铜制工具出土或传世。有些还表现出朝着机械化或大型化方向发展，如计时用具漏壶、天文仪器、圭表、地震仪等。

　　其次，再看兵器类青铜器，兵器在进入商周以后的历代都是的重要装备，在其他金属出现以前，青铜兵器更是先秦时代青铜器铸造的最主要的对象之一，仅次于容器类礼器。过去一直兵器是作战武器的认知传统，实际上兵器还在不少场合用于祭祀礼仪、日常生活和捕获野兽，这种基于大类之下的亚类划分，是需要重新给予足够重视和强调的。如今我们所能看到的各种铜质武器中以冷兵器为主，包括勾杀用的戈、戟等，刺杀用的矛、剑，砍杀用的刀，射杀用的弓弩等。在这些兵器中，箭镞明显属于一种消耗性的武器，基本上是有去无还，这在铜是贵重金属的先秦时代，是需要大量社会财富才能维持的。当时，不将这种在当时来讲是产物的铜用于制作生产工具，却不惜工本地大量生产一次性的武器，有力地证明了战争已是国之大事。与以上攻杀性冷兵器相配套的还有防御性兵器，如甲等。到了明清时候，铜质火铳、火炮类兵器盛行一时，但数量上远不及铁质火器。

　　再次，看容器类青铜器。容器类器皿是中国铜器中的一个类项，代表了中国秦汉时代以前的工艺设计能力和技术发展水平，都在青铜容器上展现得。容器类器皿包括传统青铜器分类中的烹饪器、盛食器、酒器、水器以及一些配套使用的工具。

　　青铜乐器也是铜器分类中的一个大项。常见于秦汉时代以前的青铜乐器，有铃、鼓、磬、编钟等。唐宋以来的乐器原来不太被人提及，实际上也可以分为钟、鼓、锣、钹、唢呐、喇叭等种类。这些乐器中的编钟、磬等属于礼仪用乐器；铃、鼓、钲等属于军旅用乐器；钟常用于寺庙；后代的锣、唢呐、喇叭等功能多样，至尽仍然广泛地用于梨园戏剧、迎亲送葬、军战攻防、娱乐游戏、礼宾游行等各种场合。其中，鼓作为敲击乐器，有中原和南方之别。中原的铜鼓多横放在支架上，可两面敲击，仅见于商代；西南地区的铜鼓立置于地上，只能单面敲击。鼓在春秋已出现，延续至明清和近现代。

　　装饰类的青铜器，因在青铜器鼎盛的商周时代很少发现，一般在以往的著录和研究中是忽略不记的，这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过去在与此相关的学术理念上的不足之处。实际上，客观地看便不难发现，古往今来不时有青铜装饰品的出土物和传世品面世。其中，既有普通百姓的日用之物，也有王族大墓随葬珍品，反映着配饰者社会地位的高低、财富拥有的多寡和价值取向的不同。贵重者像铜丝网冠、铜缕玉衣，普通品如簪、钗、环等。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今只如此，古时亦然。将这话放到青铜装饰品的分类意义上来理解，还可以进一步扩大旧有装饰品的范畴，这就是除了人体装饰品外，还应当包括与人起居生活、社会活动等息息相关的室内外装饰品。这类装饰品一青铜雕塑等为主，有人像、动植物和几何形造像几类。人像中可以可移动鎏金佛造像为主，另外还有青铜面具等。动物雕像早在商代就出现，后来历代皆有制作。到了进现代，人文历史气息浓郁，铜雕人像更不乏见。几何形铜造像无疑又在近现代审美潮流中，扮演着带领时尚的角色。